发昌机器厂在1900年被英资耶松船厂收购，结束了它作为一家独立民营机械厂的历史。

其实这桩收购并不是突然的一下子拍板，更多像是一场慢慢收网的过程。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发昌的订单逐渐萎缩，老客户开始转向那些能拿出更低价、更稳定零件的洋厂。耶松船厂有钱、有技术、又靠着港口关系，慢慢把发昌的铁件、轴承和大件订单一点点拿走。到1900年，发昌在资本和供应链上都处于被动位置，最后只好通过出卖设备和产权，被并入耶松；当时厂里有的管理人员被保留，很多工人被安排到新体系继续工作，也有不少人下了岗，转去小作坊或另谋生活。

回头看发昌的起步，倒不是从一开始就吃软饭的。1866年，方举赞和孙英德在上海创办了这家厂子。那会儿的想法直白：把西方的机械原理学过来，结合本地材料和手艺，自个儿做出来，卖给附近的纺织、造纸、冶炼这些需要机器的场子。厂里有铸造、车床、锻造的基本配套，可以做从传动箱到轧机的各种零件，放在当时民营企业的行列里，算有两把刷子。产品用途广，满足了本地工业起步阶段不少需求。

路子走得并不轻松。清末社会动荡，洋务运动刚起步，许多关键技术和测量工具还掌握在洋人手里。发昌资金不宽裕，关键的精密零件或量具得靠进口或拿洋货来拆着学。方举赞和孙英德不像书面上的老板那样坐办公室里开会，他们常常进车间，和工匠一道把洋货拆开，对着样件调图纸，改改尺寸、改改结构。工人多半不是有系统学过的现代工业工人，很多是学徒、手艺人，或是从农村招来的劳力，靠着师傅带着学。生产里充满了反复：试铸失败、轴承磨损超标、机床精度跟不上，设备得一遍遍调试，这些都耗时耗钱。

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发昌用了几招：买来样机拆解研究；让会点洋文的学徒翻译说明书；和本地使用机械的作坊互相交流经验。靠这些摸索，他们慢慢建立起一套能在本地“跑得通”的制造方法。起初见效，周边的纺织厂和纸厂愿意下单，业务上来了，员工增加，车间扩大。那段时间，发昌对本地工业的带动作用挺明显，不少小工厂因为能在本地买到配套零件，省了从国外整套订货的长时间和高费用。

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。外资企业一进入市场，就带来了规模化生产和更成熟的工艺。像耶松这样的英资船厂，不只是卖机，他们有一整套稳定的供应链、雄厚的资金和海外订单作后盾，能以更低的成本、较快的速度提供质量更稳定的成品。发昌在价格和交货速度上打不过人家，市场变化的速度也比一家小厂技术升级快。到了十九世纪末，发昌的订单开始缩水，库存堆积，现金流出现问题，车间运转频率降下来，管理层压力大，工人被裁减的事频繁发生。

收购的细节能从当时留存的账单和来往文件里看出端倪：耶松并不是一上来就把发昌一口吞了。他们先承接了发昌的几个大单，慢慢建立起信任和业务联系；接着通过贷款、分期买走设备，或是以入股的形式把部分管理权掌握住。一步一步，把人和资源捆进自己的体系。到1900年，发昌的铸模、车床、技术资料被移交，厂名消失在耶松的企业编制里。工人的命运各不相同：有的人被调去耶松继续上班，工作环境和制度都变了；有的回去到附近的小作坊，继续用旧手艺维持生计；还有一批人彻底离开了机械行业，去做别的买卖或季节性劳动。

发昌留下来的东西，不只是“被并入”这个结果那么简单。它培养出了一批实际会修模、会装配、懂测量和调试的技术人员，这些人后来散到别的厂里，把经验带过去，推动本土机械水平的逐步提高。发昌的一些设计改良也留在手稿和生产记录里，像某些传动结构和模具加工方法，被后来者借鉴改进。能在本地把一条机械制造链搭起来，哪怕不是完美无缺，至少是个经得起试验的样板，这份经验价值不小。

把发昌放回当时的大背景看，会更容易理解它的困局。那时候中国面临内忧外患，通商口岸被开放，洋务派提倡“学外技以自强”，这既给像发昌这样的民营厂带来学习的机会，也把他们推向了竞争的前线。洋人的资本和技术是老师也是对手，这种双重身份，让本土企业一边学一边防。

翻阅档案还能看到几张发昌的老照片和一些零散的订货单。字迹有些模糊，但能认出客户名字、下单时间和几笔金额。那些纸张像一条线，连着当时的工业变迁：外资扩张的影子、民间努力的痕迹、失败和被吸收的过程。细看这些记录会发现，每一笔买卖背后都牵扯着人的生计和选择，不是什么简单的商业数字。是谁在车间里挥汗，谁为了维持账面而硬撑，谁被迫接受合并——这些都藏在折皱的单据和照片里，等着后来的人去看懂。